核桃室接受《我爱摇滚乐》的采访，刊登3月这一期上。最后颇具娱乐性地在后记上加了些八卦，看来以后上华丽丽的综艺节目有望了。《今日美术》上也有篇核桃室的报道，内容大体相近，就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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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下一种可能
“核桃室”组建于2007年，由冯昊和李增辉组成。前者负责吉他、人声、打击乐、采样和程序；后者司职萨克斯、人声和打击乐。组合之外，两人也有不同的个人创作计划，创作领域涉及声音艺术、绘画和多媒体艺术；诗歌、行为以及微型戏剧。
这两个好朋友，是截然相反的一对，又是互补默契的一双。一个幽默、睿智，棱角分明；一个木讷，隐忍，唯诺惶恐。或许这也是他们能最终化学反应创造出这种地下狂流一样磅礴的音乐的原因吧，他们和他们的作品都需要这种互补。
“核桃室”的音乐可以和Experimental、 Industrial、Electronic 、 Dark Ambient这些风格拉上关系，但对于崇尚创造个性化手段的他们而言，寻找技术标签只是为了便于解释和介绍。他们的音乐，信息量大，语法多样，以碎片形式包容和折射，通过混合和借用来完成结构，但对于不同的语法和观念来说，这些共性只是表面上的。同时他们也不仅仅满足于只是在音乐领域中的创造，一直试图将声音和音乐、行为和舞台表演、影像和诗歌等等众多繁复的元素有序地呈现出来。
2008年末，“核桃室”发行了首张专辑《Doomscape》，唱片封套上是冰川的遗骸、扭曲的双塔、遮天蔽日的浓烟，一派末世景观，让人联想到波兰艺术家Zdzislaw Beksinski黑暗的涉及启示录、梦魇、死亡、天国的绘画题材，但事实是这是居住在北京的死亡民谣/画家杜昆的油画作品，画里充满了隐喻的力量。和这种 “黑暗”所对应的是，音乐更接近于一种敏感于潜意识里的恐惧而产生的应激反应。
录音显得非常清晰和有力度，保持着体式上的浩瀚和细节上的周密，贯穿其间的一种来自潜意识攻击力的能量左右着标志性的克制的吉他噪音和尖利的绝叫系人声，利用了工业音乐的沉重、机械的节奏，来唤醒人的潜在压抑或者恐惧。
Sorock:你好，老冯，增辉，先介绍下自己。
F：“核桃室”里除了李增辉以外的另一个成员。
L：“核桃室”里除了冯昊以外的另一个成员。
Sorock:下一个介绍下你的合作者。
F：他是个用光脚走路的怪才，是中国第一个上外太空做声音实验的山魈，是斯德哥尔摩症萨克司手。
L：冯昊是一位优秀的实验音乐家，人也非常好。我们认为彼此的合作很有默契，一直如此。
Sorock:最后当然就是介绍下“核桃室”。
F：当然是冯昊和李增辉的组合啊。“核桃室”目前是一个实验音乐的组合，但以后可能不止是仅仅在音乐方面进行创作。
L：我想我们的创作方式不是固定的，因为我们想做一支多元化的组合，创作方向肯定是跳动的。每人操控不同的乐器也是一种相对于自身和音乐上的拓展。
Sorock: “核桃室”这个名字是怎么确定下来的？
F：我们想捏造一个词。这是一种空穴来风的想法，似乎有所指但又什么都不具体，想像力交给他人是件让人兴奋的事情。大家都说核桃是补脑的，但是打开坚硬的外壳你会发现果肉象干枯的大脑，我在想是因为这个而补脑吗？有点荒诞相悖并带着神奇的意味。“室”是这个干枯大脑活动的空间吗？是实验室吗？我不知道。你觉得呢？
L：其实最初的名字拟定的是“波段场”和“命题波段”，在冯昊提出这个名字及相关解释后，我觉得很好，就此确立了下来。
Sorock:老冯还组过硬核乐队？
F：对啊。那时的硬核跟着荷尔蒙产出啊！——现在你都叫我老冯了，我就不硬核了。我听过的、喜欢的都会对自己产生影响。至于是不是体现在音乐里，我分析不出来。组乐队是为了写自己的东西，一直想的就是怎么能做和别人不一样的音乐，这个习惯现在还保持着。其他的就顺其自然吧，没有什么特别具体的理想。
Sorock:什么时候发生的转变，从摇滚乐向实验音乐的转变？
F：应该从2000年左右吧。我不喜欢潮流也不相信潮流，一直想着听到的这些好像都不是我想要的，所以一直在寻找各种无法定义的唱片，或者自己原先不怎么听的风格。到了2002年，我做了个人的第一张专辑，就是2007年独立发行的《声音》。那是我的第一个尝试，我很真实并仔细地观察自己的内心对于外部世界的反映，完成了《声音》——这是现在回头看这个作品的好处。从音乐拓展上，这次经历给我打开了另一个门。之后我的兴趣点和关注点就基本从摇滚转移走了。
Sorock: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和你的绘画背景有关系吗？
F：累积多了自然就转变了啊。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我不知道。我觉得多多少少和画画都应该是有关系吧！至少画画给我提供了最早的创作经验，让我知道如何控制一个作品的进度和方向。其实转变都是这样一个过程：学到通，通到变，变到化。这个是自然而然的东西。
Sorock:增辉，你呢？
L：我应该是从斜韵乐队时期加入念诵和行为开始，后来就逐步过渡到现在的状况，我觉得这种过渡是顺理成章，相当自然的。
Sorock:再把话题转回到核桃室上，我知道组建这个组合之前冯昊还有过一支实验乐队，确切说应该是两支实验乐队的组队经历，退出和解散后，你也以个人身份从事创作和演出，但是不是一直有组建组合或者乐队的创作的欲望和倾向？这种创作倾向是什么？
F：我觉得之前做的实验乐队只有一个“阿米巴”吧！另一个我只参与了名字。我组成“阿米巴”之前我也以个人身份活动。“阿米巴”时期有很多层面都还没有深入下去，应该只算是一个草稿，这个深入的程度不够与原先合作者的态度倾向和合作时间也有一定的关系。之后自己又回到单独的状态，面对自己的创作时，是一种外部环境在自己身上的映射，这个显得比较具有个人意味。组成一个组合，则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化学变化产生。这种差异让我觉得有必要再组成一个组合，我恰巧遇到了李增辉，他是我想像中的合作者。现在我不能说什么创作倾向，许多事情是会变化的。“核桃室”2007年才成立，说到具体的倾向还为时太早。
Sorock:核桃室假如要选定几个关键词的话，第一个无法回避的就是“工业”，工业音乐对你的影响很深吗？
F：是。我一直很喜欢工业噪音。不过觉得工业音乐的影响也是似是而非的，我喜欢更加自由的结构。许多的工业乐队我也不喜欢，象是加了合成器的硬摇滚乐队或者是不成熟的土鳖电子舞曲，这个可能与产生他们的时代有更大的关系。毕竟任何一种类型音乐的优秀的代表都是少之又少。
L：我们的合作最初是直接的意识碰撞，没有刻意地做一种有倾向性的音乐。
Sorock:对你们产生了影响的音乐家/乐队有哪些？
F：还是不要列名字了，看起来太象是在饭店点菜。工业音乐、噪音实验、黑暗氛围、无浪潮等等，我们听过的对我们影响都很大。
Sorock: “工业音乐”如果放置在所谓的后现代社会背景里也是一个质疑文明和强调直觉的有力的利器，这是不是也是你想要通过它来表达的呢？
F：是吗？你这么觉得？工业音乐就是工业社会反作用力的一个产物吧，其他的方面显而易见，不用想那么多。我不质疑文明，为什么要质疑文明？当然，文明的种类和表现形式有很多种，有点象《伊甸园之门》里写的：“叛逆是对于社会具有责任心的过度表现。”也许质疑也是一种。我不认为“核桃室”是工业乐队，我甚至认为“核桃室”不止是乐队。对于作品的意义，那些个意义是留给你们想的，不要问我们。我们表达的，是最朴素和复杂的情绪以及对现实的再次确认。这个方面如果我阐述，那么按图索骥地听我们的作品实在是无聊，而且误读的风险多多。有时候相信自己的耳朵的直觉，文字分析太多就变味了。这个有点象电视里播美食节目，主持人在海外某个弹丸小岛上对着镜头心满意足地笑着说：“哇！这里的菜真的很好吃啊！观众朋友们，你们看到了吗？”——你最好立刻拔电视插头。美食不是看的，音乐不是分析的。
Sorock:还有一个问题，工业音乐重视潜意识，也同样重视政治，悸动的软骨也好，带伤的护士也好，都有一种右的政治理念，你们怎么看待这两点，对潜意识的发掘和政治观点？李增辉对“第三帝国”一直兴趣都很大吧？
F：我不太了解他们的右倾政治主张，那是他们的事情。潜意识我倒是一直都有兴趣。
L：我更喜欢进入到关于宇宙和自然的一些层面中。“纳粹”对我来说只是一种介于政治层面之外的人类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一种绝对的自信和力量，我坚决反对战争和屠杀，还有种族主义，反对伤害人类的所有行径。
Sorock:当然工业并不是核桃室的全部，“即兴”和“噪音”也是重要的部分，相对于“工业”的思想，这两个部分更重视感觉和情绪，作为创作者，如何协调、融合的？
F：即兴和噪音，这两个词听起来都是非常自由的，但自由的手段意味着需要更好的、更有效的控制。面对着声音的各种属性，可以随便拿出来一个部分放大、锻造、变形，使它和其他的声音产生关系。这种控制的手法我没法告诉你具体是怎么协调和融合的，听我们的唱片，听听怎么起承转合就知道了。
L：比方说即兴演奏，首先有一个固定的情绪、一条主线，然后凭即时感觉演奏。那有编配的作品就是自己首先来设计主题，然后根据相关意象用相关方式做出相关效果。
Sorock:在排练、录音、演出的过程中，框架、结构和即兴的展开是不是也是经过设计的？
F：有一定的设计，但最好不要设计到鸡毛蒜皮。我主张保留未知的部分，这样的部分可以让我们兴奋起来。2007年第一次在MINI MIDI演出时，我的电脑里的音轨全部是空的，没有预先设计什么结构只有设定了一些音色。这样全部要靠现场弹奏……哦，很刺激！我不太喜欢预制一堆曲子现场播放，然后现场再摆架势。这样的演出让我觉得太无趣，假的情绪我一向表演不来。
L：其实在“核桃室”现在的创作里冯昊占的成分更重，这取决于他的意识、素质和独有的灵动性以及对各种设备的把握，后期制作、设计等工作都是老冯负责。我要加强学习更多的东西，希望能分担一些。
F:哦！李增辉是一位谦虚勤恳的好同志，哈哈。
Sorock:《噩运景观》已经发行了，作为你们的第一个成果，满意吗？
F：我们做到现阶段最大的满意度。对于我们而言，出版的作品已经是过去式了。过一些时间再看，就总能检查出不足。
L这虽然基本上是即兴录音，但是我们俩第一次同时感觉录制时特别到位的作品。
Sorock:从录制到设计，这是一个全程的DIY作品吧？这个过程是不是很累？
F：是啊。这是2007年年底的一个有完整概念的录音。之后做了mastering，然后自己作设计、改设计，和光盘厂谈价格、谈版号、和印刷厂讨价还价、和塑封厂联系……恩，听起来真是已经很简略，因为我认为大家肯定不爱看这段罗罗嗦嗦的过程，不过中间还有许多复杂的细节。总之，我们完成了这份工作，我很享受这个创造的过程，当然不会累。不过独立出版就是这样，凡事要亲历亲为。
Sorock:当时录制的时候是怎么一种情况？并没有完全的制定计划，就是很明确很精确的说我要录什么？
F：没有这么具体。之前我们也排练，但是每一次都不太一样。不过总是觉得欠缺什么，于是我让李增辉用尖叫的人声开始，因为他的尖利的高音可以让我变得兴奋起来。当他开始尖叫的时候，我使用观鸟器做高频的噪音，心里想着这回气场对了！录音的状态要非常放松才对，让各种声音自然地出来，而不是想着一定要怎样怎样。很多事情，你一用劲就变味道了。因此，我们一直就这样等待着一个个乐音和噪音、一个个结构的自然转变，随着变化添加各种声音：人声、口琴、萨克斯、吉他、钢琴、收音机、各式小打等等。所以，在这种自然而然的状态下，身体里的你、头脑里的你、手指上的你、嘴巴里的你就开始出现了。
L：当时各个环节的相扣非常舒服，如有神助的完成了整个过程，这也是一段非常值得回味的时光。
Sorock:其中还能感觉出摇滚乐的影响，录音中能感觉到细节，但这些细节又明显的属于你们个人，这是不是和你们组建之初还缺少磨合有关？
F：我们不刻意回避个人的痕迹，只要没有影响整体就好。我们也没有回避摇滚乐的影响，这个是多年浸泡在这样环境里的结果，我也不认为用用摇滚乐的手法就是什么大不韪的事情。这个应该和磨合程度没有关系，是表达到这里的必须。使用一切可以作到我们认为的最好结果的手段，是我理解的实验音乐自由和开明的地方——这个属于见仁见智的问题。
L：无论是“核桃室”的创作还是我俩个人的创作，都是以自身满意为标准。在创作上我主张纯粹的自发性。就整个世界来看，个人觉得，各处文化背景和生活环境不同，会促成不同的作品气质，但应该都是驶向同一个方向而只是驾着不同的船和走着不同的路线吧……
Sorock:直接收的音箱？
F：对。用了两只麦克风直接对音箱拾音。
Sorock:但感觉录音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F：是吗？我们希望下一张的品质感更好一些。
Sorock:还要说到技术，不仅仅是录音的技术，而是音乐创作，我之前看姚大钧的访谈，其中提到，中国的实验音乐和声音艺术，在被世界关注的时候其实还是在扮演着“被凝视者”的角色，主要原因还是缺乏本体的技术和能量。你怎么看技术在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F：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问题啊。技术其实是一个固定的调色盘，而对于这个调色盘的恰当地使用才是真正的问题。无论是使用笔记本电脑从编写代码开始创作出声音作品，还是使用传统乐器进行全新风格的演奏，其实都是创作者用已经掌握的技术在实际创作中将原有语言转变成新的形式。我觉得技术重要，但将技术使用要新的艺术手段这个过程更加重要。我以是否能够自如地运用技术来达到我的创作目的为标准。这个标准相对不同的作品会有不同方向性的改变，我无法告诉你“程度”。
姚大钧先生的观点是从我们自身里找问题，这个不难想像，如果看看日本的新音乐就可以知道。中国的实验音乐和声音艺术出现的时间还是很短，无论技术也好，语言语法也好，都需要很长久的时间不间断地去做才能产生，还有许多领域还没有开始做。现在，中国的声音艺术/实验音乐其实还是处在一个copy和消化的过程中，技术上的含金量相对还是低的，模仿是容易的，但体系的建立总是姗姗来迟。我们的实验音乐和声音艺术和曾经中国的摇滚乐一样，属于“被凝视者”。摇滚乐现在走过了多少年？改变了“被凝视者”的角度了吗？
Sorock:《噩运景观》时期的核桃室和未来的核桃室是不是已经有了差别，现在在创作方向和创作形式上是不是已经有了明确的方向？
F：《噩运景观》应该算我们起步阶段的一个总结。我们现在比较大的兴趣集结在寻找属于“核桃室”个性化的语言上，这是我们目前的方向。其他的等着听结果吧！
L：确实如此，一切都在发展中，只有作品才能说明问题。
Sorock:现场的演出视频也是冯昊制作的？
F：基本上是我拍的，在一个好朋友的帮助下做出来的。
Sorock:近期还有什么计划？
F：最近要和Torturing Nurse出版一张Split。其他的计划也正在进行。
Sorock:在北京生活了很久，怎么看待这座城市？
F：首都。人多一些，车堵一些，空气差一些。各色妖魔鬼怪都能在这里逞能。
L：一开始在青岛上班时利用长假去演出的时候，还不是很习惯这种陌生城市的感觉，当自己真正要常住在北京时，反而一下子适应了，有一种莫名的舒畅感。
Sorock:创作现在对于你们是首要的吗？
F：一直都是。
L：其实2001年时，一个问题已经牢牢地产生了，那就是如果可以维持生存的工作和创作只能选一样的话，我肯定选择创作，因为这是我必须要做的事，对我来说是一种自然的现象，是一种倾述与涂描元神簸动的自然现象。
Sorock:好了，最后说点什么做结束语吧。
F：快去买唱片！光看看杂志，就明白音乐怎么回事了？
L：时间的镣铐是一生的礼物，祝大家时刻健康快乐！
后记：
其实我是个隐藏很深的八卦迷，有着包打听的耳朵和狗仔队的眼睛，只是被内心那个要保持道貌岸然形象的要求约束着而没有彻底堕落。
现在容我从另外的侧面讲一讲这二人的逸闻与野史。
新闻联播狂与口技大王
前者是李增辉，在青岛的时候他的身份多重，其中之一是相当的正面、严肃和堂皇：他是组织部里的年轻人！负责扛着摄像机记录我朝大员们的出巡与坐堂，并且剪辑之后还要用新闻联播腔进行配音和解说，他的哥们一度以每星期日在电视台中观赏名为《岛城先锋》的该系列专题片为乐事。
后者是冯昊，在唱片里能分辨出他充满压迫感的念诵，但他最让我难忘的是2007年突然间听到他模仿布鲁克林黑人腔的hip-hop，幸亏他后来打住，把我从暴笑到窒息的边缘拉了回来，当然并不止于此，他的模仿惟妙惟肖、形神兼备。
最惨经纪人和成吨的设备
我曾经做过一支乐队的经纪人，但恐怕没比我更惨的了！联系演出、找鼓手、订旅馆、解决因为环境诱发的矛盾，完了还要帮吉他手背效果器，路费还没人报销。
核桃室虽然只有2个人，但每次演出总是携带“成吨”的设备。2007年11月的“2PI音乐节”是他们组建后的第二次正式演出，等他们在通州家里把调音台、音源、观鸟器、吉他、效果器、笔记本、MIDI键盘和三支萨克斯及一堆打击乐器封箱打包完毕，发现离发车时间只剩下不到一个小时了。后来简直就是电影片断，在楼下找的黑车风驰电掣一样从通州果园仅仅用半个小时抵达北京站，他们又大包小包跌跌撞撞的感动了乘务员，等到李增辉的右脚跟离开月台，完成最后一个跨步登上列车时，火车已经开动起来。同行的颜峻老羊等人一致认为他们误点时，他们奇迹般地出现在车厢里，那时的汗水比设备多。
我曾被他们屡次抓来做壮丁。他们组建后的第一场演出居然是在2007年的minimidi,被我赶上了；2008年的先锋音乐节，又被我赶上。他们被评选为“最佳设备奖”的时候，而我就是那个不记名的壮丁。